哈佛大學講堂

四年前到紐約參與銀行培訓期間，就想到哥倫比亞大學或紐約大學選修一門人類學、哲學、心理學之類的課程，增長知識。因為時間和交通沒有辦法妥善安排而作罷。

去年疫情爆發以來，各大中小學的上課方式有了革命性的改變，也重新燃起我原來的計劃，尋找網路上的教學課程。居然發現哈佛大學教授 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講述 司法正義（Justice)的十二堂教學影片。最近，附有中文字幕的影像版出現了，應該是比較成熟的時機來寫這篇心得，大家可以上網看到這套免費的哈佛大學課程，作更深入的探討。

這位政治哲學教授，剛上課就開宗明義, 用一個栩翉如生的故事來引導學生對現有法律制度做更深層的考量。

這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的海難：船長杜德利，大副史提芬，水手布魯克和打雜的孤兒派克，四個人同擠在一個小救生艇上，在離好望角一千三百哩的海洋上飄泊了19天，食物淡水都用盡了，大家都奄奄一息。於是，船長建議用抽韱的方式來決定犧牲那一位來拯救其他的三個人，水手布魯克立即反對。

第二天，船長和大副把喝了海水痛苦萬分的孤兒派克殺了。三個生存者得以存活下來。一直等到船難後的第24天，這三個人才被一艘德國船救上岸後，立即以殺人罪被起訴。布魯克是控方證人，船長和大副是被告。

他們都沒有爭辯這件殺人的事實。他們主要的證詞是，這是必要之舉，犧牲一個人，好讓三個人存活下來。

在當時，倫敦報紙主流意見都非常同情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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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教授問學生，他們有罪嗎？整個講堂一下子就變成激烈辯論的法庭一般！

"謀殺就是謀殺，無論如何，一個人沒有權力去斷送另一個人的生命。"

"不管怎樣說，吃人肉是不對的。"

"例如是經過抽籤方式決定誰被犧牲，這種同意的方式，就可以脫罪嗎？"

"布魯克雖然沒有參與殺人，他還是吃了人肉才存活下來的。"

這時，教授提出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傑勒米．班森的功利主義論述。任何一個公共政策，只要多數人受益，得到最大的效益，就經得起檢驗。如果這樣，那麼很多人問，被害人的基本人權又被放在那個位置了？

這讓我想到過去一年多以來的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和防疫的公共政策。

新冠病毒來勢洶洶，感染率高，重症患者症狀嚴重，需要住院和呼吸器，癱瘓了醫療系統。在養老院的老人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在這種情况下，當時曾有人建議政府不做大規模的干涉，任其自然淘汰，適者生存。讓瘟疫肆虐來達到群體免疫。這種理論的後果，就是會造成很多老人和弱勢群體的死亡。用此方法來拯救多數人群體，老年弱體人群的基本人權又被放在那個位置了？這跟以上的故事像是同一個道理。

當然，最後各國政府並没有採納這種功利主義哲學的理念，而是通过「封鎖地區」「封城」，以阻斷感染鏈。這種政策，也導致了全球經濟停頓，學校關閉，失業率飆升。 為了兼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政府通過研發疫苗來達到群體免疫。大量資金的投入，醫療科學研發團隊的努力，促使了新疫苗mRNA 的研發。

但是我們現在又遇到新的挑戰，拒絕打疫苗的情況到處都有：有宗教性仰的理由、個人敏感體質、潛在健康、害怕長期副作用，等等。 由於這些人的抵制，加上某些地區缺乏疫苗，疫苗目前還沒有達到其預期應有的效果。新變種病毒不斷產生，更令人擔憂疫苗的保護力。

在這種情况下，政府是否能够强制這些少數人去打疫苗，來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美國、英國和新加坡開始大膽地實施「解禁」的政策。這種政策能否成功？全看醫療體系的負荷能力，新感染者沒有重症，死亡率降低。

這又回到了前面故事引發的討論了。 從桑德爾教授提出班森的理論引申出來：當我們是健康的個體時，是站在多數的一邊。不幸被感染了，就會變成少數的族群。用換位思考的模式，來衝量帶口罩自我防疫措施和施打疫苗的必要性，也權衡個人行動自由某種程度的犧牲。多數人要為少數人著想，少數人也要配合多數人的政策，暫時的隔離治療和康復。我們需要把照顧弱勢的福祉當成自己的責任。病毒不分政黨，不分年齡，被感染的瞬間，每個人都會變成弱勢的族群。

桑德爾教授介紹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伊曼紐·康特（Immanuel Kant), 的主張：審視公共政策，還需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線，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必須被尊重和保護。

另外一個第九講的課程，我覺得也很有趣，值得我們關注一下。它涉及到我們華人家庭最關心讀大學的議題。希望孩子能夠進入像哈佛大學般最好的學校，是天下父母最大的願望。

桑德爾教授在他的著作「優勢的霸凌」（Tyranny of Merit)中提到，想進入像哈佛大學等這些好學校，可以簡單地歸納成前門、後門和側門。

先説不合法的側門，就是前陣子在美國由某些人士收取昂貴的費用，介紹投機取巧的方式在SAT 上作弊取得高分,賄賂體育教練出具不實的特殊體育才能證明等等，這些犯法的家長們，花了很多金錢找門路，揑造假文件取巧。

後門的開敞，看似不公平，但其來已久。母校校友的子女按不成文的默契，常常優先被錄取。還有捐贈學校大金主的子女 或推薦的學生，只要成績不錯，他們的起跑點就比一般學子們佔了很多優勢。

正規合法的正門，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就多了。

按照全美國有146所好學校錄取的學生，百分之七十來自比較富有的家庭，來自窮困家庭的學生只佔不到百分之三。入學考試的SAT, 以往認為是唯一指標，也產生不小的争論。有錢人家的孩子上寄宿學校，自然得到更多的資源，更多的輔導，更可以好好地準備考試，所以SAT似乎加劇了貧富差距。

由於有錢有勢族群的小孩，起跑點比較有優勢，政府實施了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防止對膚色、宗教、性別和民族等少數群體或是弱勢群體的歧視。後來居上的亞裔學生，加上重視教育虎媽們的鞭策，考試成績勢如破竹，入學人數扶搖直上， 但由於錄取時考慮種族因素，一些亞裔家長控告哈佛和其他名牌大學，在錄取時把亞裔子女拒之於門外。官司打到聯邦最高法院。

第九講就是把當年發生在德州大學法學院的「平權法案」專題，放在可以容納約千人的講堂，不同膚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群體中，立即引起熱烈的討論。

"學校不是應該有一套客觀的錄取標準嗎？怎麼可以如此主觀地拒絕一個好成績的白人女學生？"

"被拒絕的學生，她的權益被侵害了嗎？"

"過去排他隔離的歧視政策是錯誤的，如今有包融平等平權法案是某種意義上的補償作用，但也不能矯枉過正。"

"哈佛大學在1930年代拒收猶太裔學生，德州大學法學院在1950年沒有黑人學生，學校當局的立場又是如何呢？"

那麼現在學校當局又持著什麼立場呢？

教育本身就是要培養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經歷學校課程、學生間的互動，可以激發出多元性的學術潛力。

學校教育還有對社會的責任，要在不同族群中，教育出領袖人才，所以按照族裔在社區組成比例來錄取學生，是有這種多元性和必要性。

當新移民的子女們表現出色，申請進入全美最高學府的時候，會變成彼此之間的競爭，不是單純的成績優先的問題，還有「族群名額」的限制。

在桑德爾教授的哈佛大學講堂裡，每個學生的風範，他們是這個世代的菁英。不同膚色，不同文化和經濟背景，學習瞭解族群的差異，彼此尊重，進而積極參與，在挑戰中聆聽對方不同的意見，雖然不能保證可以達到長遠不變的共識，至少學會互相欣賞共存。教授強調哲學家們的理念，爭爭吵吵嚷嚷了幾個世紀，就是展現出他們的風格，可以提供後人參考和省思。

從哈佛大學講堂得到的不只是知識的增長，最大的收穫是啓發性的思考。在這知識大爆炸的網路時代，更需要智慧和耐心，才可以分析出什麼是以道德良知為本，符合公益的政策和配套的監督機制，這是相當大的考驗。

2021年8月2日，於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