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腳Y的歲月

打從1972年9月7日踏上芝加哥機場至今，半個世紀的時光隧道，好像濃縮在霎那之間；久居海外，異地50年快速的生活節奏，它變成了故鄉；而在台灣的25個年頭，永遠無法取代，尤其兒時的記憶，卻在腦海中無限地延長。

五年前，回新竹家郷參加同學會，一張小學一年級全班的黑白合照，揭開童年生活的點點滴滴。

記得當時溫老師在入伍當兵的前幾天，大家聚集在即將被改建成新巿場的老校門口，合影留念。身為班長穿著暗色上衣的我，光著腳板，坐在地上。仔細一看，全班同學都沒有穿鞋子上學。

新埔是一個純樸的客家鄉鎮，在田野長大的日子裡，好像鞋子並不那麼重要。

溪水中釣魚撿蛤蜊，下田抓青蛙，撈浮萍，小水溝邊捕泥鰍，光腳更可以通行無阻，方便利索。

鄰居「阿田哥」帶著我，等稻穀收成後，挖出幾個蕃薯，包上一層泥巴漿，丟入乾稻草燒猛好一陣子的小土窯，旋即踩塌悶烤。展開泥土沾黏稻草頭的大混戰後，跳入清澈的大水溝清洗乾淨，享受香噴噴的烤地瓜，此時鞋子必定是多餘的。

等到陳醫師通知這群孩子，他家後院的番石榴和龍眼已經成熟待採時，爬樹更不需要鞋子了。那是個敦親睦鄰的年代，隔壁鄰居農忙下田還沒回家，打赤腳的小孩們，就很自然變成我順便照顧的對象。

沒有鞋子的日子，的確很自在。上學途中，要經過一家曬橄欖的商家，光腳走過，頑皮孩子的腳姆指間，夾到的橄欖，就成了「戰利品」。後果是被商家一陣追趕，倒霉的，就會被告到自己的家長，挨一頓打罵。

那些物質缺乏的童年，從來沒有「窮」的感覺，反而可以發揮想像力，生活得更精彩。

買不起「枝阿冰」，可以在地上檢到丟棄的冰棍，好像20隻就可以換到一枝冰棒。想起來，不符合衛生條件，可真有環保回收的概念。

我是新星國小的第三屆學生，從歷史悠久的新埔國小分割出來的。

新星國小的教室還沒有完成之前，只好借用「朱家祠堂」「陳家祠堂」和廟宇「廣和宮」的有限空間，克難上學。

光腳的歲月有多長久，已經記不淸楚。只記得過舊曆年前，可以買一雙黑色的「兵鞋」，而且要買大一號的，讓腳鴨有足夠成長的空間。下雨天，脫下鞋子，掛在脖子上，大家心照不宣，是保護鞋子的最好方法。

家父原來和叔叔伯伯一起種田，後來父親離開農田工作，幫地主管理碾米廠。在「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下，就完全沒有資格獲得任何權益。

靠經營米店，把幾個孩子送進學校，鼓勵向外發展。的確，教育是窮苦人家孩子改變命運的最佳途徑。

保守的家族傳統，忠厚誠信的做人道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商準則，一直下留在後代的血液裏。

老祖母渴望有子孫後代的喜悅，和大哥大女兒的合照中，流露出她的滿足和得意的四代同堂。

畢竟，四百五十年前，老祖先從廣東梅縣搬遷到五分埔水汴頭，父親又走上新埔街頭經營米店，就在天主教堂正對面，租下有竹籬笆的住家。神父的風采言談舉止，主日學老師的教誨，對一群沒有受洗過的孩子們，更加照顧，影響甚深。

每個禮拜天清晨，教堂鐘樓傳出來的音樂，竟然讓小小的心靈，印記上貝多芬田園交響曲中，暴風雨過後，寧靜的音符。

這又意味著，往後遠走他鄉的一個窗口，吹進外面世界的訊息。

天翻地覆的中國大陸，毛先生是空軍尉級軍官，1949年間隨著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當年只有20歲的新婚太太落了單，隻身從湖南坐上擁擠不堪的火車到廣州。船票完全沒有了，碼頭頭上逃難的人潮，慘不忍睹。

用盡盤纏，加上空軍家屬的協助，終於搭上最後一班由廣州往台北的飛機。

兵慌馬亂的淒慘故事，發生在身邊的親友：一位姨父急忙撤離，來不及帶上姨媽；一位年輕太太懷著身孕，到了台灣，才發現先生沒趕上船隻。時代的悲劇，烙印在成千上萬被戰火拆散的家庭。

幸運地團聚在人生地不熟的台北，毛氏夫婦暫時租一間破舊在豬圈邊的房子，1950年8月生下不足月的大女兒。按照毛家的族譜，取名應以「昌」字輩。他們敬仰唐宋八大家為首的「韓愈」，韓愈又被尊稱為「韓昌黎」。於是，大女兒命名為毛愈，就是遵循「昌」字輩份的來由。

後來接到通知，被分發到「空南一村」眷村住戶。一歲不到的毛愈就和一些破舊的家俱，堆在小板車上，母親在後頭幫忙推著，父親拉著車碾壓在不平整的街道小巷，期待著有個遮風避雨的房舍。

沒想到，那個房舍已經有人入住佔用了。只好繼續往前走到「空南二村」，第一間四面泥牆的空房，這就是毛家往後快30年的住處，空南二村一號，常常被同學們取笑的「一號毛公舘」。

毛愈的童年記憶，屋後有木瓜樹香蕉樹，還有每年颱風的屋漏和淹水。眷村前，隔著大水溝，就是南機場高爾夫球場。孩子們總有辦法穿過鐵絲網，找到別人丟失的高爾夫球，還可以躺在舒服的草坪上，看著天上的星星，編織自己的夢想，巴不得快點長大，可以為父母分憂。

從家到空軍子弟小學，早晚上下學，擠在爆滿的校車，有位置和扶把的小朋友是幸運兒，其他的小手臂根本抓不到吊環，隨著身體挨著身體的擁擠，一車沙丁魚似的，左右搖晃，卻也不擔心會跌倒。

跳房圈和橡皮筋、過家家，就是眷村小女孩的歡樂時光。口袋沒有零用錢，可以在地上撿一堆別人丟棄的橄攬核，用石頭敲開以後，大家分享核仁。

父母親每天忙碌、敦促孩子唸書之外，還開始作副業，改善生活條件。保密防諜的政策，完全厄殺想通過香港，打聽湖南家人消息的通道。

「反攻大陸」對新埔郷下的孩子，久居家鄉，沒有打回「大陸」的概念，只知道下一句口號是「解救同胞」。

對眷村家屬來說，「反攻大陸」不只是政府的承諾，更迫切地想知道家人的安危和此生是否還有重聚的機會。

中華民國在1971年10月25日被迫退出聯合國。

正在全力準備出國留學，經由兩位同學介紹，我在1971年11月認識毛愈。

我出國後的第二年，毛愈在1973年8月拿到獎學金到芝加哥。我們9月結婚，開始在美國的赤手空拳光腳丫的奮鬥過程。有台灣吃苦的歷練，每個月三百美金的奬學金，足夠讓我們專注在改善語文溝通能力，完成學業基礎，走上工作賺錢和建立自己事業的機會。利用美國的貸款制度，在1976年購買第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當時的通貨膨脹，利率上升，從房屋淨值貸款，開始建造第二棟房子。

新房子於1979年完工後，岳父岳母提早退休，到芝加哥定居。

那時候，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剛剛開始，回家湖南老家探親的願望，終於可以實現。

岳父祖先在岳陽是絲綢富商，家有跑馬場的大戶人家。岳母的家族是大地主，忠厚老實，對佃農長工非常照顧。共產主義的統治下，他們的家族都是社會公敵，是被清算鬥爭的對象，房地產全部被沒收充公。

毛家兄弟都被派往偏遠地區，四散各處。共產黨對岳父在台灣的軍職升遷，非常淸楚，也知道一位服役在海軍工程的堂弟，對他的級別和工作項目，更是瞭如指掌。兩岸多年分隔，回到父母墳前祭拜，老淚縱橫，內心的疼痛，是憤恨，是無奈？

岳母的家屬更是淒慘。父母親被「掃地出門」後，沒有人敢冒著「同情反革命份子」的罪名收留他們。打聽幾戶人家，都沒有辦法確定他們身葬何處？

善良的老地主夫婦，只能以「衣冠塜」的安排，留給子孫祭拜，這和「死無葬身之地」又有多大差別？

岳母的弟弟，被關在「勞改營」改造一輩子。把他救出來以後，身體健康狀況非常差，這是被有「海外關係」牽連而受到的遭遇。

知道他們在共產政權下的遭遇，有時也會思考：假如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國軍沒有守住金門馬祖防線，共產黨處治台灣地主鄉紳的手法，和國民政府「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必是天壤之別。屬於「無產階級」的台灣孩子們，是否也會被迫和父母劃清界線，貼大字報，鬥爭自己的老師校長，打倒孔家店砸佛像？想想，真是不寒而慄。慶幸的是，過去的歷史翻篇以後，就沒有「假如」，更沒有時空和舞台重演一遍。

戴家兄弟妹的幾家大小來到芝加哥，在1985-86年的六個月期間，有34個人居住在同一個屋簷底下，開始他們艱苦開疆闢土的新移民人生。胼手胝足，任勞任怨，培養下一代擁有理想和實現夢想的機會。家父家母很快就放棄居留權，回到新埔的米店，習慣過著養雞養鴨和熟悉的客家語系環境。大哥在他70歲退休那年，念著90歲的家父，回鄉接管米店，侍候老人家直到福享天年。家父生前常説，他非常欣慰的看到子女和孫輩們常常回來看他們，在美國那麼多年，沒有把「孝順」忘記，還能身體力行。

岳父岳母回湖南探親，來來回回有16年之多。他們的心，想著「落葉歸根」，卻無根可依。在美國生活多年，有四個子女，七個孫輩和十四個曾孫，算是「落地生根」了。有了岳父母的幫忙，我們的工作和事業發展，沒有後顧之憂之外，對三個女兒的語文教育，做人處世和傳統的家庭觀念，潛移默化地，深植在她們的心中。